论文摘要：关于吴敬梓生平思想的再认识

　　首先，有必要将《外史》的研究的状况简要地回顾一下。 　　自《外史》问世230多年来，它所引起的社会反响先后形成了三个相对集中的热点。最早在嘉庆八年出现卧评和闲序，成为当时众多序跋、评点中影响最大的小说批评。有闲斋老人首先提出"功名富贵四字是全书第一着眼处"和"此书之大主脑"的观点，以其透彻的理解和切实地把握，为后来大多数说评者所接受，并加以阐发。此外，随着乾、嘉考据学大兴，也出现了一些零碎的关于人物原型和情节来源的考证。 　　甲午战争失败，戊戌变法不成，义和团被镇压，国家民族危亡迫近，这时期，晚清的小说理论家及小说家独钟于小说的改良社会的作用，大力提倡"写社会之恶态而警笑训诫之"的"社会小说"，于是，《外史》隧被看作社会小说的楷模，仿效之作纷至沓来。当时人们的着眼点侧重于《外史》的反封建的一面，多半从社会功力的角度弘扬外史的评判性。五四前后，学者、理论家的目光更进一步聚焦于外史的抨击科举的一面，胡适在《吴敬梓年谱》中明确提出反科举的主题，后来众口相沿，隧成定论。 　　五、六十年代出现的最后一个高潮，从本质上看，并没有重大的突破。学者们倾向于认为《外史》表现了作者对封建礼教，科举制度的仇恨和鄙视，同时也流露出其民族思想和改造现实的强烈愿望，以及作者改造方式的局限。 　　纵观这三个时期，其中贯穿了这样一个中心，即230年以来的学者众口一词的认为吴敬梓是他所处那个社会的反叛者，他的思想倾向与封建统治者所倡导的，封建卫道士所信奉和恪守的社会潮流大相径庭，并且认为《外史》一书不仅寄予了作者对科举制度及高悬于士子头顶之上的功名富贵的根本性的否定，而且其中隐藏着吴敬梓对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乃至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极端的敌意。 　　果真如此吗？细心地考查以往的《外史》研究，不难发现一个不容忽视的疏忽，那就是学者们完全抛开了对作者本人的思想、生平的直截分析，他们的一切论点和判断完全建立在对《外史》的直观感受和认识之上，或者仅仅将作者生平思想作为佐证其直观感受的次要的证据。这样，便造成了因果倒置的错误。 　　不能因为现有的学术成果大部分来自直观认识便断言他们是错误的，但至少可以说他们有着不准确和偏颇之处。实际上，现有的《外史》研究成果无疑是丰富而富有价值的，不妥之处在获得这些成果的途径上。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作者本人的一些史料发现的太晚，如写于50岁左右的《老伶行》一诗和更晚一些时候完成的《金陵景物图诗》，还有《奉题雅雨大公祖出塞图》等等，都是50年代以后发现的。学者们尚未认真思考这些珍贵的资料，政治运动便剥夺了他们科研的权利和心境。而上述三份史料却有着重要认识作者和《外史》的重大意义。 　　为避免重复前辈学者的困境，本文另辟蹊径，抛开《外史》，重新认识吴敬梓的生平经历及思想历程，从中取得真实的原则，并以此来梳理《外史》。 　　另一个促使我们这样做的因素，是作者所处的时代先天地鄙视小说这种文学体制，有证据表明作者本人亦未能免俗。我们可以从他的诗赋及残留的学术小品中清楚地看到作者是视诗文、学术――尤其是后者――为其"安身立念处"的，他对待诗文、学术的态度是和对待"稗说"的态度不可同日而语的。凡此种种，我们可以说作者并非很认真地创作《外史》，写作小说的随意性使他不可能字字注血的表现全身，惟其因为随意性，却又使他的才华得以自然地流露出来，而他刻意为之的诗赋和学术文章却因为过重而丧失自然生趣，反而湮没不传。 　　整理作者生平思想，本文主要论证下列几个问题。首先，作者是鄙视功名富贵，其次作者是反对科举制度及设置此制的清廷持反对态度。作者如此倾心于径学是否意味着从中寻找改良社会的理想和依据？作者沉湎于六朝风流士子的氛围中是否表明作者对现实政治的厌弃？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功名富贵的态度这个重要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认为作者不仅不反对功名欲望，而且求之若渴，到死方休。它表现味两个方面，即渴求现实而又强迫自己抛弃，呈现在外史中的主要厌弃的一面，而求功名不得的焦灼和痛苦的一面，却深切地倾诉到他的诗文中。与此相关，作者对待科举制也持以矛盾态度，即本质是赞同而情感上反感。在他的诗文里，我们还清楚地看到他对清廷当局的赞颂。其次，我们还看到作者倾注心血于径学并非着眼于苍生利泽，并没有重大的社会政治性的功力目的，而只是将治径作为标志其士子地位的纯粹学术活动。他崇拜六朝人物，信奉六朝风度，并非如以往学者们所阐发的即择表现了他的不合作精神，他的"六朝风度"只有历史上六朝风度的痛苦的外在表现，而缺少，也不可能具有相应的内在的政治原因。 　　从对待功名欲望的态度出发，旁及与之相关的其他性格方面，还原吴敬梓真实的人格，是本文的基本脉络和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