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论开元时期的社会经济

　　开元时期是唐朝历史上的黄金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著名的“太平盛世”。构成这个“盛世”的因素很多，社会经济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个。但是，长期以来，史学界却没有对开元时期的社会经济进行深入具体地研究。“开元盛世”究竟“盛”到什么程度，依然是一个未知数。这种状况，对人们认识“开元盛世”是极为不利的。在改革开放的今天，研究开元时期的社会经济，已成为史学工作者的当务之急。本文拟采用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方法，对开元时期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状况加以探讨，从而揭示开元时期社会经济的基本面貌。 　　从大量材料来看，开元时期，以唐玄宗为首的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江山社稷，效太宗、则天之法，惩中宗、睿宗之弊，励精图治，锐意维新，在对政治、军事进行整顿、改革的同时，在经济领域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制定并推行了许多重要的经济政策。择其要者，凡十二项，即：劝课农桑，完善均田制度，扩大屯田，坚持租庸调法，轻徭薄赋，赈灾扶贫，允许正当贸易，加强市场管理，发展和市和籴，限制冗食冗费，提倡节俭，兴办义仓、漕运。这些政策，涉及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尽管制定是时间有先有后，推行的程度有深有浅，但总的看来，莫不以富国利民为意，基本上做到了和谐的统一。显然，这些经济政策大都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经过广大生产者的辛勤劳动，开元时期的社会经济在前代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据笔者研究，开元时期社会经济的繁荣，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等经济部门都有充分的反映。就农业而言，当时的乡镇人口超过了四千万，劳动人口显著增加。垦田面积达到千余万顷，播种区域日益扩大。不仅如此，曲辕犁及其配套工具得到推广，水利事业越来越受到重视，以轮作复种为代表的精耕细作趋于流行。这说明耕作技术也有了一定的进步。随着耕作技术的进步，粮食生产大幅度提高，平均亩产达到二石左右。从手工业来看，无论是丝织、制瓷还是铸造，都比较发达。当时的丝织分布极广，达一百一十四州。丝织品花样翻新，丰富多彩。经锦的成熟、纬锦的兴盛和夹缬的进步告诉我们，丝织印染技术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与丝织业一样，制瓷业日益兴盛。虽然文献中有关制瓷业的记载甚少，但考古工作者在北起长城，南迄五岭，西自散关，东到海滨的广大地区发现了数十座窑场遗址。丰富的考古资料表明，当时的瓷器从选料制胎，上釉加彩，到装饰烧结，都达到成熟阶段。巩县窑烧造的瓷器，是帝王喜爱的佳品。越瓷“类玉”、“类冰”，邢瓷“类雪”、“类银”，其质量之高，直可与后世珐琅器媲美。铸造业，特别是金银铸造业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解放以来出土的金银器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从西安南郊何家村和丹徒丁卯桥出土的实物来看，金银工匠已经掌握了高超的焊接、切割技术。临潼庆山寺遗址出土的金银棺具，设计精巧，工艺绝伦，令人赞叹不已。此外，铜镜的制作，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商业方面，同样呈现了兴旺的景象。长安、洛阳、太原及扬州、益州、荆州、襄州、杭州、广州、幽州、西州等州治所，发展成为著名的经济都会。中外商旅，熙熙攘攘，交贸往还，络绎不绝。专供交换的“市”遍布全国州县，“行”、“肆”有增无已，市场进一步扩大。用来交易的商品也比较丰富，据吐鲁番出土的物价表，当时西州市场上的商品就有一千多种。总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部门的具体状况表明，开元时期的社会经济相当繁荣，已达到了较高的程度。当然，开元时期社会经济的繁荣并不是一开始就出现的，它经历了一个恢复发展、逆转回升，繁荣鼎盛的过程。 　　与当时的世界强国阿拉伯、法兰克等的经济状况相比，开元时期唐代的经济实力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如果我们把开元时期的社会经济放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加以考察，就会发现，它超过了秦皇汗武时期的社会经济，与后来号称强盛的洪武盛世和康乾盛世的社会经济相比，也并不显得怎样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