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渭河流域中心城市发展迁移与环境变迁互动关系研究

渭河流域中心城市发展迁移与环境变迁互动关系研究
 
殷淑燕
摘要
摘 要 从发展过程来看，城市的选址、建设、发展、迁移与自然环境、自然资源之间具有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渭河流域曾建立过多个城市，也建立过全国性的大都城。这些城市所在地的自然环境条件有着很大的差异，古城的选址与迁移与自然环境和资源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过去，人们在研究渭河流域城市选址、建设、发展和迁移等问题时，更注重探索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人文因素，而忽视自然环境变迁对其产生的影响。事实上，古代都城的选址及建设，也与当时的环境资源，尤其是地形地貌、气候、水文水资源等条件密切相关。目前就城市发展迁移与环境变迁互动关系方面进行深入研究的成果还很少，只有少数该领域探索性文章发表。本文根据黄土序列研究、冰川/冰缘活动、古土壤发育、孢粉分析、湖泊沉积序列、冰芯记录、石笋纹层灰度序列、树木年轮等研究，得出的关于环境变迁的最新研究成果，从气候、地形、水文环境变迁与自然灾害的角度入手，探索分析渭河流域环境变迁与中心城市发展与迁移之间的互动关系。深入探索研究渭河流域城市的选址、发展建设、迁移与环境变迁间的互动关系问题，以较高时空分辨率的数据资料，发掘出新的证据，对于客观地认识整个黄河中游地区的人地关系演变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于我国城市选址和新城建设的理解，从自然环境角度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本项目的研究成果，对于目前在全球变化的环境背景当中，黄河中游城市的发展建设，也会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
经过研究，本文得到如下结论：
1、渭河流域中心城市的选址及其以后的迁移过程中，环境条件对城市的选址决策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城市的发展建设离不开对环境资源条件的充分利用。
气候因素是渭河流域城市选址迁移的根本驱动性因素之一。例如，在先周-西周、先秦-秦的都邑迁移过程中，其迁移选址决策，表面上与少数民族的侵扰和战争有关，但从更深层的角度看，造成游牧民族向东、向南方向迁移，并迫使周人和秦人的都邑从北向南、从西向东迁移的根本驱动因素却是气候条件的恶化带来的渭河流域水土资源的显著退化。当气候条件转向冷干化并进一步导致土壤资源条件退化时，一方面，向东、向南迁移可以避让游牧民族的侵扰；另一方面，向低纬低海拔地区迁移，也是寻找自然资源环境条件更优越、更适于居住和农业生产的地方。
地形与水文因素是影响渭河流域中心城市迁移的另一决定性因素。例如，本文通过对关中与洛阳地区的史前聚落与历代中心城市的地形、水系间关系对比分析发现，在关中盆地和伊洛盆地内部，从史前—周—汉，关中与洛阳地区的城市选址特点完全相同：首先，海拔都是从高到低； 另外，位置都是从阶地到支流河流沿岸再到主干河流沿岸，即聚落到城市的选址是一点点接近当地的大河的。到隋唐时，城市位置又抬高，在关中地区，城市抬高到了渭河的二、三级阶地上，在洛阳地区，虽然隋唐时洛阳城的位置仍在河边，但海拔位置也较前有较大提升，到现代时，则提高到了的洛河的一级阶地上。此外，两个地区聚落与附近最近的河流河水面之间的平均高差的变化也表现出极强的一致性，史前聚落时较小，周时最小，两汉与隋唐逐渐增大。从周—汉—隋唐， 历代都城与河水面的高差越来越大。本研究分析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地形、水文和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生产力水平较低、人工建设供水系统和防洪的能力都不足时，聚落与城邑的选址倾向位于河流阶地或支流河流沿岸，海拔相对较高但与河水面高差相对较小的地方，是取决于取水与防洪的双重考虑。如原始聚落遗址、周人都邑及秦人早期的都邑选择。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防洪能力的提高，且交通运输以航运为主时，大都城都是尽量靠近当地的主干大河。这时，由于城市规模的扩展，都城的物资供应成为首要考虑因素，所以这时都城的选址特点是冒着洪水淹城的危险，而选择保障城市的物资供应。例如秦咸阳城、西汉长安城紧靠渭河；东汉雒阳城紧靠洛河而建。之后，如果由于环境变迁因素，自然河流失去了航运功能，大城市就会离开河流沿岸，而迁移到位置较高的阶地上，比如唐代时，渭河由于常水量不足及含沙量太大而不堪航运，这时城址就又离开了渭河，移动到渭河的二、三级阶地上，在地势高亢、平坦开阔之地建立都城，使城市规模更为宏大，又较少受到大洪水的威胁。且这时人类建设人工供水系统的能力大为提高，所以可以在海拔较高的地方建设大都市。
作为关中盆地大动脉的渭河干流，其水文和河道变迁始终影响着古代中心城市的选址、建设与迁移。历史时期以来，渭河水量变化的特点可以总结为：常水量持续减少，水量变化季节性越来越明显，洪涝灾害不断增多；河道变迁的特点是，在历史时期，其中下游河道一直向北迁移；水质则经历了由清变浊、水质不断恶化的过程。正是渭河的水量、水质与河道的以上变迁，使渭河平原的中心城市生活用水从依赖渭河水源到改用支流水源；交通以渭河航运为主到依赖漕渠到缺乏航运条件；城市从渭河北岸迁移到渭河南岸，从靠近渭河到远离渭河。严重的河水与地下水污染，使渭河及附近无法供应城市需水，所以只能改用渭河南岸支流作为水源。既不能作为水源，水量的暴涨暴缩及含沙量越来越大又使渭河难于航运，水患频发，是汉至隋唐以后城市选址由靠近渭河至离渭河较远，而更向南发展的根本原因。
2、渭河流域中心城市发展建设对环境资源的影响：
本文主要从水、旱、蝗灾发生频率变化的角度分析了渭河流域城市发展建设对环境资源的影响。在渭河流域，中心城市尤其是都城的建设、发展对环境资源条件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从370B.C. （战国末期）至2000A.D.的二千三百多年里，渭河平原水旱蝗灾害发生频率的统计分析发现，从战国末期到明清之前，渭河平原的都城建设与发展与水旱灾害的发生频率之间的关系是：如果都城建在渭河平原，渭河平原的水旱灾害就会明显增多；如果都城不建在渭河平原，则水旱灾害明显减少。都城的初建时期，水旱灾害并不多；但在紧随其后的都城的大发展时期，水旱灾害会明显增多；以后城市发展较为稳定时，又有所减少；而都城衰败时期，发生的频率大大降低。此外，都城的建设规模越大，水旱灾害的发生频率也越高。二千三百多年里，渭河平原水旱灾害发生最为频繁的时期，是公元610～850年（隋后期～唐中后期）和公元1580～2000年（明后期之后）。且水旱蝗灾的发生具有同步性，即旱灾频繁的时期，也是洪涝灾害和蝗灾频繁的时期。本研究分析认为，气候温暖湿润的隋后期与唐前期、中期，渭河平原水旱灾害发生频率增大，主要是隋唐国际大都市长安城建设与发展的影响；而明清时期水旱灾害大增是自然气候条件恶化与人口大增两方面因素叠加的结果。
不仅渭河平原不同时期表现出都城建设与水旱蝗灾发生频率的密切关系，将关中盆地与伊洛盆地同一时期水旱蝗灾的发生频率进行对比，也可以发现具有同样的特征。例如，统计分析表明：从西汉初年（202 B.C.）起至东汉末年（220 A.D.）止的四百多年里，不论是长安还是洛阳地区，作为都城时期，水旱灾害的发生频率都远远高于非都城时期。从唐代发生的水旱灾害总数来看，作为都城所在地长安地区的灾害发生频率比洛阳高得多，长安地区的水旱灾害总数是洛阳地区的1倍还多。但在约公元680～700年间，不论是长安还是洛阳，水旱灾害发生频率都相对较高，而这个时期，正是武周统治前后，该时期以洛阳为都，同样造成了洛阳灾害增多。长安地区此时虽然不是主要政治中心，但之前的环境破坏的影响不可能一下子消失，因此，灾害同样较多，这导致此期间长安与洛阳的水灾旱害都较为频繁。到唐代后期（约公元850年以后）时，不论是长安还是洛阳，水旱灾害相对都较少。
从城市建设角度看，在气候恶化的时期，水旱蝗灾频发，而大规模的都城建设会造成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这必然导致经济衰退、社会动荡，造成当地城市发展停顿或衰退。因此渭河平原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间关系可以总结为：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尤其是都城的过度建设与人口的发展，使自然环境遭到较大的破坏，尤其是植被严重破坏，进一步导致水土流失加剧，致使水旱蝗灾害频发，进而造成民不聊生、暴发农民起义、社会动荡和战乱。社会动荡和战乱又必然导致城市损毁、经济衰退及人口大减，而在人口大减、对环境的影响减小的时期，自然植被又会逐渐恢复，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城址略有变动，大城市又开始重新发展，表现出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及生态环境对城市过度发展的反馈调节。
可见，我国古代都城的建设与自然环境之间确实存在着不和谐的地方，尤其是对森林资源造成了很大程度的破坏，造成水旱蝗灾害发生频率明显增多，反过来必然又危及自身的发展，使曾经长时期作为都城所在地的长安地区因资源耗尽而逐步走向衰落，这一点对于今天的城市建设无疑具有一定的警戒作用。
 
关键词： 渭河流域   城市迁移与发展  环境变迁   自然资源  自然灾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