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问题与意义——接受美学理论及当代研究现状述评

　　接受美学崛起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联邦德国，其后风靡欧洲，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广泛影响。八十年代传入我国后，接受美学得到了国内学术界普遍认同，并且开始进行与中国本土文论相融合的探讨。本文通过对接受美学的理论渊源、基本精神、核心观念以及在我国传播与发展状况的梳理、分析，旨在揭示这一新兴美学流派的理论实质与独特价值，及对我国文学理论发展、建设的深刻影响和重大意义，以期对21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方向提供一种初步的思考。 　　本文分上下两篇。上篇对接受美学的理论予以梳理。20世纪西方学术界的丰厚土壤为接受美学的创建提供了可能。胡塞尔现象学、罗曼·英伽登的图式化结构、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俄国形式主义文论以及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都在不同程度、不同方面影响了接受美学。1967年联邦德国康斯坦茨大学的汉斯·罗伯特·姚斯《研究文学史的意图是什么、为什么？》揭开了接受美学的序幕。《文学史作为文学理论的挑战》对文学史、文学接受和读者功能给予了全新的审视，确立了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姚斯认为，文学史应当是作家、作品和读者三者之间的动态史。读者的接受贯穿于文学活动的全过程，作家的创作、文学价值、文学功能的实现都离不开读者的参与。文学作品的再生产也要受到读者的影响。接受美学的另一大家伊瑟尔主要关注文学阅读过程的研究，指出文学“描写性语言”的独特性：文学文本包含着大量的“意义空白”，从而形成了作品的“召唤结构”。文学作品的“召唤结构”吁请读者的填充，这成为衡量文学作品艺术成就的一个尺度。伊瑟尔从微观的角度丰富和发展了姚斯的理论。与二人相比，德国瑙曼的理论更富辩证性。他充分肯定了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能动作用，但同时又指出文学的生产是文学活动的起点，是首要的、决定性的因素，接受则是第二位的、次要的因素。片面强调读者的地位，将读者接受作为文学活动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要素是不恰当的。 　　接受美学在文学研究中引入了“读者”，开辟了文学研究的新领域，拓宽了思维空间和研究空间，渗透着较强的历史感和动态感，这是它理论上的主要贡献之一。但是接受美学在文学研究中片面的强调读者的地位，忽视了对于作家创作的探讨和对作品的深入分析，从一个片面走向了另一个片面。本文认为，将文学活动视作一个系统，运用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有关原理分析文学活动应是深入研究文学活动的一个较好的思路。 　　下篇对接受美学在我国8O、90年代的研究现状予以梳理。8O年代接受美学作为一种新型美学、文艺学方法论传入我国，在学界引起强烈的反响。它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文学的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问题。接受美学完善了文学本体论，它不仅呼应着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意识形态”说，而且从另一侧面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它提示我们以全面、动态、多元的视角审视文学本体。在文学批评领域，学界也开始运用接受理论对文学史、文学经典予以新的阐释、说明。所有这一切极大的促进了我国文学理论的自身建设。8O年代末两部系统的文学理论著作的产生就说明了这一问题。进入90年代，学界开始走出对与西方理论亦步亦趋的模仿，进一步发掘古代文论的遗产，探讨将西方接受理论、解释学与之相融合的途径。成中英“本体诠释学”的建构为这一尝试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范本和哲学依据。台湾学者叶维廉、龙协涛、单德兴等人的研究揭示了接受美学与中国古代文论的先天性亲缘关系。在此基础上金元浦创建了中国解释学。纵观接受美学在我国的研究状况，经历了一个从译介到系统探讨到为我所用的过程。我国学者在对接受美学的接受中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原理对之进行吸收和改造，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是不容否认在具体的文学批评领域，接受美学的探讨还存在着大量的空白点，西方接受理论的本土化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化的任务远未完成，中国文学解释学的理论体系还很薄弱，所有这一切， 都需要我们开展扎实有效的工作使之完善、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