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先秦两汉铁器若干问题研究

　　笔者运用大量的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材料，对我国冶铁用铁发生时间、地点，先秦两汉各个时期铁器的使用程度、冶铸铁器技术以及铁器的作用和地位等问题，作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力图明确一些亟需明确但以前并不明确地认识。全文共分为五大部分，相继提出并论证了笔者对这些问题的重要观念，现归纳为如下几点： 　　（一）本文一再强调，尽管我国很早就使用陨铁制器，但由于要找到开始使用的时间几乎是不可能的，由于陨铁制器及没有直接导致人工炼铁的产生，又没有对当时的社会实践活动起到重大的作用，所以根据我国上周已使用陨铁来谈论用铁开始起，是没有多大意义的。笔者主张把用铁开始其研究的实现更多的转入人工用铁的开始，历史上，夏代、商代、西周、春秋均作过我国用铁的开始期，只可惜这些观念所依据的材料，多半来自对文献的解说。由于文献材料漏洞极多，历代众说纷纭，真伪难辨，因此笔者主张今后最好不要再加引用。需要说明有关问题，最好多用考古材料。同时，也不要因为地下发掘出早期铁器，就应与那些难于考证的文献材料纠缠在一起，否则，将失之于牵强。 　　研究表明，我国在商代中期就有可能获得人工炼铁，但要使之成为一种有意识的人类活动，似乎是西周春秋之际（约公元前八世纪）的事情。这一活动的直接导源是青铜的冶炼。因此炼铁活动在整个春秋年鉴都是炼铜活动的附庸，处以从属的地位，很显然，对于人工冶铁的使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使用，这一活动与冶铁活动相伴产生同步发展。不过，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地形复杂，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所以，我国连同活动的发生地点呈多元化，炼铁活动也表现了相同的结果，这就是在古代文明程度较高的长江流域吴楚文化圈，黄河流域中原文化圈和周秦文化圈的腹地某些地点，开始冶铁用铁活动很早，而且是同步发生的，在当时文明程度较低的西南地区，东北地区和除陕甘宁以外的西北地区，冶铁用铁活动的发生发展就不是同步的，一般是先输入铁器，然后才缓慢的开始了自己的独立的冶铁活动，所以在我国内部或是在当时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东亚大陆，相对于西亚，北非和欧洲所在的地中海地区，又构成了另一个独立的发生中心。可见，古代铁文化的发生，既有独立的多个中心，又有依赖的各个中心的多个地点，历史的发展就是这样，多样性的统一和统一的多样性，兼而有之。 　　（二）任何材料的使用价值和社会作用并非一成不变。笔者从运用铁器的社会实践活动范围以及铁骑在各个范围内的数量规模两个角度在时序上的变动，宏观的说明了我国先秦两汉铁器的使用程度。笔者认为，尽管我国西周春秋之际已经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铁器使用，但对当时的整个社会实践活动来讲，却是杯水车薪，与青桐、木头、石头等材料器物的势力进行对照，无疑是相形见绌的。春秋后期（约前6世纪），它的作用显著的加强了，但这也是只有地下发掘的确证，却缺乏无可争议的文献记载。因此，其作用和社会地位上处于青桐、木头、石头等材料之后，无论是在农业方面，还是在手工业方面，或是在军事方面，日常生活方面都是如此，这种情况要延续到战国中期（约前4世纪）。 　　战国中后期和西汉前期，铁骑在农具中率先取得了优势的社会地位，发挥了最大的作用，而在其他领域只是显著的加强了自己的影响。到西汉中期（约前2世纪），在良好的社会环境推动下，铁骑无疑的成了各种材料中最富有青春活力的佼佼者，占据了压倒的优势，具备了最得的社会价值，比这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讲西汉后期最终确立了我国的铁器时代，但即使如此，铁器也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排挤掉其他材料在各大社会实践中的应有地位。 　　（三）铁器的作用和社会地位与它的质量紧密联系。这是无可置疑的，而质量的好坏更多的要受冶铸技术的制约。西周春秋之际，已经使用炼铁炉来冶炼，但其专业分工并不强，它炼铁铸铜一身两任，估计到春秋后期才加强了炼铁的专业性，即把炼铜炉进一步改进，专门用于炼铁，不再用于炼铜。最初的生铁完全可能由这种炉子炼成，而不必一定就是生铁与高炉的同时产生，但战国前期肯定已经有了专门冶炼生铁的高炉，可惜同样没有确凿的材料予以证明，汉代冶铁一直被广泛发掘出来，出土了大批各种钢铁业主的设备炉，结合文献，我们可以知道它的技术状况既有使人羡慕的地方，又有令人惋惜的地方。 　　值得强调的是，与炼铁炉相匹配的皮囊古风设备无疑是我国最早最多获得生铁的先决条件之一。这项技术肯定发源于商代以前，西周年间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战国时代有些改进，但改进的幅度并不像有些学者想象得那么大。西汉时代仍然主要的使用这种皮囊，但由于人力和畜力的带动鼓风，尽管两汉之即产生了水推，但对冶铁的作用显然十分有限。 　　快炼铁和生铁冶炼技术的产生时间至少是相当逼近的。可以说，战国中期以前，我国已经是小批量的生产出了由实物为证的快炼铁和生铁，极个别的制成了渗碳钢，小部分的获得了展性铸铁，不过，这些钢铁制品中所反映的工艺技术水平是否提高，完全有理由加以怀疑。战国中后期，冶铸铁器的工艺技术有了前所未有的进步，西汉时代达到了成熟的、完整的高度，而且还创造了更新更好的一些工艺技术，是铁器雄踞汉代社会实践活动各大领域完全具备了客观条件。关于这一点，在战争防护设备所用的材料时许变化方面也不难找到答案。 　　战国铁骑大量用于农业方面，汉代铁器大量用于整个社会实践活动之中，使用陶范铸器相对于铁范铸器来讲，规模是最大的，因而其功劳也是做卓著的，而不是恰恰相反，只是从战国到西汉，铁范使用的比重在逐渐增大而已。 　　如果我国在汉代，甚至更早就把煤炭运用于冶金工业，那么实在是令人欢欣鼓舞的，但研究表明，尽管东汉已有可能存在这种情况，却对当时的冶金工业没有发生多么大的影响。事实上，整个先秦两汉时代的冶金工业主要是木炭，还有充分的文献和文物资料可以为证。 　　（四）鉴于上述情况，对我国先秦两汉时代冶铁铸铁的作用和地位，需要深刻的反思，重新做出估价。切忌硬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论述，以免使之偏颇。笔者认为，虽然我国开始冶铁用铁的时间晚于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但文明社会（阶级社会）的到来却相当早，而这个时候，我国并没有人工冶铁，事实上，正是因为我国文明程度之高，尤其是青铜文化之深，才造成了铁文化来得晚，但发展极为迅速，在不太长的时间很快就赶上了并超过了国外，处于领先地位，而不是因果倒置。 　　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尽管如生铁的一般冶炼的方法后来传到了国外，是我国对世界文明做出了贡献。但许多技术还只具备国内意义，而这种意义表现得并不充分。相对于国外来讲，我国很早就使用的铁技术却没有造成国外很晚才使用这些技术所造成的结果。那时，铁技术乃至铁器所发挥的作用，还基本上处于一种较低的层次，还只是推动我国当时社会向前发展的平行四边形的合力中的并非不可替代的一条边。 总之，对先秦两汉时代铁器及其相应的诸多成就，要做多方面的考察，才不会一刀切，才有可能获得持平之论，这就是本文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