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中国文学的叙事智慧

　　自从1969年茨维坦洛夫首次提出“叙事学”这个术语，短短三十年间，叙事学得到迅速发展。叙事学就是研究叙事的本质、形式、功能的学科，它研究的对象包括故事、叙事话语、叙述行为等，它的基本范围是叙事文学作品。叙事学一反传统的印象式批判，借鉴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法，对叙事的本质、形式、功能等进行深入研究，为文学批评开拓了新的空间。当叙事理论逐渐成熟以后，我国一批学者认真地翻译了英、法、美诸国的一些重要的叙事学著作，令人眼见大开，但在引进外来理论的同时，如果不加消化和变通地硬套在中国文学身上，将会是一种买椟还珠式的徒劳。合理的思维方式应是对本民族的资料和典籍进行深入感悟，在此基础上借鉴西方理论，观照自身。以此为指导，我们发现我们古代虽然没有系统的叙事理论，但叙事作品可谓是洋洋大观，笔记小说、六朝志怪、唐代传奇、宋元话本、明清小说可谓源远流长，虽未引起主流文化的重视，但却以强大的生命力活跃于民间，占据着中国文坛的半壁江山。零星的叙事理论也并不少见，从《文心雕龙》到明清评点，时空、视角一些叙事热点早已在那里熠熠闪耀。而且我们研究发现，中国的叙事与外国叙事走着两条不同的道路，但同样闪现着智慧的火花。讲史和以幻为真成为中国叙事的两块胎记。中国早期叙事文学存在方式较为散漫，成为范式的便是历史叙事。这直接导致了后来的小说创作，也始终以历史叙事的形式作为它的骨干，历史叙事与小说叙事一实一虚，互相影响，双轨并进。在这种历史观的关照下，中国志怪小说一方面内容上荒诞不经，另一方面叙事者常将内容假托到历史人物或事件的名下，意在抹除文本真实与历史真实的界限。关于叙事法则的探讨，刘知几《史通》即已滥觞，但最终评点成为探讨中国叙事理论的最佳载体。在对中国叙事的宏观把握的基础上，我们把目光投注到中国叙事的一个闪亮点一一潜隐圆形结构。潜隐圆形结构不只意味着诸如首尾呼应之类的表层上的回环，而更指涉的是作品内在情理的圆润，即达到理与事、理与趣的动态平衡。它是我国的社会文化行为和审美文化环境的独特产物。它不是故事情节的纯然回归，而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形态。大团圆结局固然昭示着叙事结构的圆形封闭，但话本的“入话”、预言性叙事、骈散交错等通过对表层结构的颠覆巾增强了对内在理圆的探寻，更是我们关注的焦点。它旨在通过对圆的表层破坟而买现内在情理上的超越，宛如于叙事主圆之旁，添置一盏灯火，返照出主体部分恍惚迷离的影子，又似乎在叙事主圆之旁添设一种旁观的、陌生的、有时是冷隽的眼光，返观主圆部分未尝自我省悟的形态、命运和生存景观。这里特别要提的是《三国演义》。《三国演义》以“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循环哲理为大圆，以魏、蜀、吴三家由创业到灭亡的相互对峙为三个中等圆，同时兼顾董卓、袁绍、袁术、吕布、刘表等来去匆匆的小圆，圆圆相套，展示了三国的战争传奇，也显示了我国叙事作品的艺术成就。圆形结构既然脱胎于中国文化思维，那么中国文化思维就绝不能让他孑然一人，她会为他孕育出葫芦一样的兄弟，来共同捍卫他的尊严。叙事视角就是其中之一。中国叙事视角异于西方的定点透视而呈现为一种独特的散点透视。以多点性和流动性完成对圆的编织。中国传统叙事或采用众眼注视一事的环形视角，或表现为双眼巡视百相的辐射视角，但无不是让其成为一个个圆圈。中国叙事的这些特点，不是个别作者的突发式奇想，更不是空谷来风，它是我们两三千年绵延不绝而又自成格局的哲学体系和思维模式的一个侧面反映和必然结果。中国原典对道的问寻，儒家文道合一的价值取向以及佛家因果思维说的影响，必须深刻地渗透到中国人的审美创作之中，当人们在叙事构想中以审美理想建立思维定势，其古心经营的故事就会长出根须和藤蔓，去领略那个参究融通天地古今之变的“圆”所发出的梦一般的诱惑。圆形结构的提出为我们开拓了别具风格的美学领域。它似乎与和谐说相近，但却比和谐和说更丰富深遂，和谐说着眼于形式，圆说则既包涵形式又包涵内容，和谐说扎根于西方的客观唯心主义，而圆说直接受“道”的统涉。对潜隐圆形结构的推崇乃至摆出一幅舍我其谁架势，并不是说它就毫无缺陷，就像有正必有反一样，这一封闭结构在形成审美定式的同时，也相对弱化了审美主体对人的本性和社会本体审美的思维张力和穿透力，中国小说的发展迟缓与此不无关系。也就是说本文的创作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也不是想象阿Q吹嘘“从前阔多了”那样，西方有什么我们也在老祖宗的家业中翻检什么，以表示你们并非独此一家，我们亦早有之。而是希望人们把眼光投向国外的同时应更注重对本民族文化的挖掘，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叙事理论。